温州“官员购房门”事件的背后

温州“官员购房门”事件的背后

《新京报》2009年6月25日消息《温州“购房门”责任人被捕》，似乎温州“官员购房门”事件已经平息。可是并没有深挖，更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温州的政治生态。温州的确已经由穷变富，但能否由富而贵，并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14个实验区中的实验区、桥头堡，“温州模式”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是改革的先行者，代表最前沿的探索方向，凝聚了30年改革开放宝贵的经验。

“温州模式”，一言以蔽之就是民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就是民间制度的无穷创新，得到政府的认可和保护，提升到更高的政策层面，官民互动形成良性循环，就是“逼出来、干出来、传下来、放出来”。这里原本地少人多，资源贫乏，民生凋敝，民谚云“永嘉（县）单干，文成（县）人贩，平阳（县）逃荒要饭，洞头（县）靠贷款吃饭”。如今却商潮涌动，流金泻银。这里原本最少计划经济的控制，改革开放后，靠着温州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强大生产力、十多万购销员的遍布全国找市场、农民自我积累兴建起来的小城镇三位一体，这无疑是最经济、最直接、最原生态的市场行为方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落后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道路，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为“小商品，大市场”。后来又逐渐形成专业化的商品的集散地，桥头纽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白象建筑材料市场名闻遐迩，由市兴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农民自建的龙港城被称为“小深圳”。“力拔山兮气盖世”，温州的影响力波及全球，被誉为“东方的新起点”。

回首艰辛的创业之路，家庭手工业仍然是动力不竭，营销模式已然千变万化，而城镇建设方面却遭到了空前考验，也就是一个个市场主体不能正当防卫其外部边界，也就是交易成本在此趋于无穷大，换句通俗的话就是社会成本负担是个无底洞，这是一切传统商业社会过度到现代市场社会最大的制度成本，在西方一般是通过有限赎买而完成，也就是通过契约手段束缚政府权力，确立对市场经济的绝对尊重。这在东方古老的中国，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温州模式”能否越过这个走向现代市场的门槛，温州“官员购房门”事件透露出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超乎想象，这足以动摇市场经济的根本。

承认和保护市场经济，就是承认和保护资源由市场配置，财富在市场流动，政府是有限的和安分守己的守夜人。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市领导敢于在企业召开现场办公会对违法行政的官员严厉训诫，敢于为被险些当成特务对待的人担保，敢于为“挂户经营”大开绿灯，敢于为抓错的“八大王”平反，敢于为发展私营经济辩护。没有过去的改革家官员董朝才、卢声亮、胡万里，就没有过去的王永铮、叶文贵、章立成、柳知春、柳上淡，现在的南存辉、胡成中等企业家。

考察温州目前的政治生态，前赴后继的腐败案件，官员的不洁身自好，籍着改变温州民间首创为政府主导，“温州模式”正在悄然变质。那些腐败的重灾区或者是市场经济不到的地方，或者是扼杀市场经济的地方。瑞安市莘城镇上山根村的被非法强制拆迁，正是温州市旧城改造腐败案中的牺牲品。这些被拆迁户原本是温州市场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却被违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野蛮地拆除了，严重破坏了“温州模式”三位一体的结构。

温州曾经有机会发展出最好的钱庄，可惜夭折了，导致今天温州游资成为“炒房团”。温州私人用品繁荣，公共用品短缺。套用左派过去攻击温州的一句老话“表现很好，成分不好”，不好的成分现在是谁呢？“温州模式”正经受生死般的考验，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官为本？

“手拿的米饽、脚烤的炭火，除了皇帝就是我”。温州历史上也曾经富有过，但没有改变人们潜意识里的官本位意识。这一次能不能例外？能！因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因为市场经济已经被写入宪法，因为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因为共产党不会容忍腐败，不会允许破坏生产力。

温州“50年代是前线”，“60年代是火线”，“70年代是短线”，现在要成为长线。市场经济没有选择，要么允许人们用脚投票，要么允许人们用手投票，不能不让人投票。

（原载《科学时报》2009年月28日头版，发表时有删节，详见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6/2209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