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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在象牙上的《公羊传》
《春秋公羊家思想考略》 石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年8月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名留青史者，乃家国一体之人。今以石厉此著观之，当已得求证。惟家与国，为著者石厉深沉的系念。而这也是春秋公羊家学思想的真谛。
汉太史公司马迁《报任安书》言：“仲尼厄，而作春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有：“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由此可见，《春秋》是研究孔子所治六经与后代儒学思想的大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与《左传》、《谷梁传》之大不同，就在于：《公羊传》是专就经文而逐层递进追问沉思，它侧重于“史”中之“义”，换言之，因历史往事幽显而使道义深切著明。因《公羊传》把《春秋经》视为孔子大道所在，是故《公羊传》纂证《春秋经》一贯之义旨，就是王道之学。这也是中国经学史中以国家民族历史命运为研究对象的文史哲之学的核心思想。
在公羊学中，西汉董仲舒、胡毋子都开其著述之端。自东晋至隋唐，当以徐彦《公羊传疏》为能继何休之后；其后又几近乎无人问津；自清代中期汉学方兴，公羊学则如风起波澜，略显考据之功；康有为借其变法，彰显革命义理。自此至今，公羊家学之专治，则又成经学冷门。而就公羊学史来说，现代学界得兼乎公羊章句训诂之学与公羊道义思想之要者，鲜有闻矣。就董、何而后，治公羊学者，其实大多为《左传》式的以史传经，很少有《公羊传》式的以义传经。而石厉可谓能正本清源，以公羊为公羊，专注于道义思想心史。这也是我之所以视其专著乃文史哲领域的铁函重匮之处。亦可谓是自古以来，专治春秋经公羊传学义的一本殿后之作。
深究石厉的考略，颇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书序开首，就抓住“什么是思想”，并以之格致关于思想的文字，尤在于其对中华民族思想的发覆与澄明。在其概论部分，即引申公羊学之义在“传承德治”，并述论董仲舒《春秋繁露》与何休《公羊传解诂》之学术渊源。但作者于此中思考的超迈与玄远之处，还在于指出《四库提要》对“繁露”之说的误解，以收正本清源之功，以正后学之虚妄。也预示出其自我思想书写，乃是藉公羊之学以清算中国经学学术思想史之意图。作者此节还藉考据以校正惠栋、王国维关于何休为颜氏家言之说，从而确证其与所宗之师李育均非董系传人，而是胡系传人。是故，亦可回证何休与董仲舒为何均为公羊学之两大高峰。进而，于同一性中发见其差异性，并于差异性中贯穿其同一性，于是指出：“重要的是，他们的学术思想，从此奠定了中国儒家学术的基础，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
此后，作者从思想史的高度，钩玄提要，指近涉远。比如用“正名”这一中国哲学思想方法之“词心”，以智证国家与民族之历史社会、现实政治、学术思想正道之所在。论证之精到，又在于以荀学原意校正冯友兰哲学研究的某种并不精准之处。而对正名方法的考辨中，则又充分体现出作者对中国文史哲之通识，以及学贯中西古今名学之功力。
作者于正名之后，针对“义”的训诂，而得出真义之所蕴究竟为何。作者以锋锐的文字书写，描绘了“义”之为正义而存在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因它在整体的外在性与内在性中，示意宇宙中的秩序或标准究竟指向什么。因此，“义”的核心就是指“仁”。作者认为，这就是治国的根本，这也是自孔子乃至公羊家思想体系中“最大的名”。但近世以降，所谓大师云者，未必能探索出中国经学大端实为仁学，反而更多歧路亡羊。
后又言“礼”，孔子曾言“为国以礼”，而此亦是百代直至当代学者之孤独寂寞之学也。更如作者所论，是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及一切秩序逻辑专门之学。在礼崩乐坏之论中，针对今人蔡尚思对礼的否定提出质疑，颇见发覆之功。石厉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是中国之所以作为文明古国的根基所在，仁和义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精神实质，礼是其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一里一外，互相彰显辉映，构成了中国远古精神的具体框架”。
而对新旧“三统”说与“三世”说，石厉则将之标举为公羊显隐宏微之学，此也是“大一统”学说的理论准备。作者据《公羊传》“大一统”之教义与董说以考证：“‘德政’就是唯一可以颂扬的和遵守的天之道的主要内容。”也即是，“王者一统天下的本质，就是以德政来统天下”。此说当上承孔子“为政以德”说。石厉于此尤其强调其布政施教的重要性，以及“在观念上的统一”。其中，作者也深刻地表现出对六经儒学这方中国文明精神旧乡的厚爱与眷念。
本书最后两章的重点是“知权”与“重民”。这可以说是《公羊传》关于政教哲学思想方面的核心道德观。石厉引证《论语·子罕》中论“共学”、“适道”、“与权”的依次递进，认为“运用权力是孔子经学的最高目的”，并据《公羊传》以论其究竟之法要，即“知权”当合“仁义”，并藉《公羊传》“实与而文不与”以旁证之。可谓用意闳深。而“重民”一节，可谓石厉家国之思的又一要则，此要则之根本，也即《孟子·尽心下》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说：“这种思想，是中国古代民主思想的巅峰。也是中西方民主思想中共同的巅峰。”而就国史而言，正是因春秋无义战，故要视民如殇。
评述即竟，掩卷沉思，笔者深有慨于石厉家国情怀，故摘引本书“著者题词”语，以为我文之结语：“唯家与国无法释怀……暂且将有限的时间，消磨在漫长的文稿。也只有这，方能见证多少前贤、桀骜不驯时已尝尽的孤独、煎熬。”噫，此情此景，也只有以韩愈《石鼓歌》“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诗句，以求证其心法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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